諸如槍殺、刀劈、砍頭、刺刀挑捅、鍘刀斷頭、活埋、水淹、大卸八塊、五馬分尸、二馬分尸、刀刺肛門、開膛破腹、剮人剝皮、電磨粉身、火燒水煮、冰涼活人、鐵釘貫頂、鐵鍋燜人、四肢釘墻、亂刀劃面、剖腹滅子、活人解剖、毒氣殺人、細菌實驗、以人作靶(練刺殺或射擊)、摔布袋(人裝入麻袋反復摔打致死)、挖眼、割耳、割舌、剁手、剁腳、割乳房、刀刺陰戶、竹簽釘陰莖、點天燈、坐飛機(人坐在手榴彈上引爆)、烤活人、滾釘筒、軍犬咬死、軍犬舞(群犬撕咬活人)、槍刺挑殺嬰兒、水煮嬰兒、水田倒插嬰兒、摔死嬰兒、活劈孩童(用手分撕成兩半)等等，不勝枚舉。

把中國的孩童挑在刺刀上，發出得意猙獰的笑聲，日本鬼子殘忍、變態的程度，超過其他法西斯國家的軍人。

根據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南京市檔案館、南京大屠殺史料編輯委員會出版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照片集》顯示，侵華日軍于1937年12月13日侵占南京后，進行了6個星期的血腥大屠殺，其中零散屠殺的尸體經慈善團體收埋有據可查者達15萬余人，遭日軍有組織地集體射殺、焚尸或投尸長江滅跡者19萬余人，集體屠殺地點達48處之多。

當時侵占南京的日軍各部隊受命執行在短期內屠殺大量被俘中國軍民，尸體處理很困難，已使溝壑為滿，甚至汽車入城門竟需在尸堆上碾過。山田支隊由于處在長江邊，便于將尸體推人長江，由江水帶走，因此其一次屠殺的規模較大，第一天(12月16日)屠殺了所收管俘虜的1／3，第二天即分在兩處屠殺了1萬余人，當時認為是規模最大的現場。實際上還有比這規模更大的屠殺，谷壽夫(已于南京審判中由我軍事法庭判處死刑)的第六師團12月13日晨在燕子磯江邊用數十挺機場瘋狂掃射逃到江邊想去江北避難的10余萬難民和已解除武裝的中國士兵，有5萬多人被害，大量尸體漂浮江面。

日本鬼子對自己在中國犯下的滔天罪行也有記錄。東史郎日記中有這樣的記述：“隨著戰爭——殺人、放火、將市鎮夷為廢墟的戰爭的持續，與其說是對戰場的感覺已經遲鈍，不如說是已司空見慣，對戰場上所有事情已不再感到稀奇了。”

侵華日軍的“特設師團”雖戰斗力弱一些，殘害中國百姓卻格外猖獗。岡村寧次回憶錄中就有這樣的記錄：預備役兵犯罪量最大，且多是強奸，其中34歲又是犯罪高峰，他的解釋是老兵久歷社會失去了“純良”。

比賽殺俘虜，日本鬼子笑得很開心。而且，一些鬼子的照片登在日本國內的主要報紙上。可見，這個民族的殘忍、變態！

戰后日本有良知的作家也都說：“當兵三年，再老實的人也得變得像魔鬼一樣”。年輕人進入這一染缸便難保“純良”，老兵油子久歷黑暗一面，肚子里的壞水和施暴花樣自然會更多。

侵華日軍瘋狂蹂躪婦女，集中暴露了他們變態性心理，而且據說他們從中增強了信心。把木棒插進中國婦女的陰戶，先奸后殺，甚至剪下陰毛發作為自己的護身符……日本鬼子的變態，讓我們疑惑這些畜生是否真的是來自地球。

想徹底摧垮中國人的意志與尊嚴，是日本鬼子陰暗心理的惡毒角落。

據抗戰專家介紹，抗日戰爭期間，日軍對中國進行無差別轟炸，對不設防城市和大量非軍事目標進行狂轟濫炸，無數民宅和文化機關悉被炸毀，無辜平民在轟炸中慘遭不幸。尤其是戰略相持階段到來后，大肆轟炸被定為日本迫降政策的重要一環，企圖以殘酷無情的轟炸、尤其是對西南大后方的猛烈轟炸，毀滅中國人民的抗日意志，達到其無法用地面作戰解決的中國堅持抗戰問題。

抗日戰爭時期，日軍利用其優勢航空兵力對中國各地城鄉及大量非軍事目標進行了大規模狂轟濫炸。無論是戰爭初期主要配合地面進攻的轟炸，還是相持階段以后主要針對大后方的戰略轟炸，都是不區別軍事設施和民用設施的“無差別轟炸”。1937年11月，日軍更是把“直接空襲市民，制造恐怖”寫進了《航空部隊使用法》，這是人類戰爭史上，第一次在一個國家的法律中規定，戰時可以將平民和街道定為空襲目標。在局部抗戰階段，日軍對錦州、上海等地進行轟炸，戰略防御階段更有對天津、上海、南京、武漢、廣州等沿海、沿江大城市和近300多個中小城市及重要交通線進行無差別轟炸。戰略相持階段之后，無差別轟炸更成為日軍迫降政策的重要一環，企圖以大轟炸，尤其是對西南大后方的猛烈轟炸，毀滅中國人民的抗日意志，達到迫使國民政府妥協，盡快結束“中國事變”的戰略目的。

日軍對中國戰時首都重慶及其周邊地區的無差別轟炸尤為慘烈。從1939年5月起，日軍對重慶及其周邊地區開始實施大規模的無差別大轟炸，集中轟炸政治、軍事設施和繁華市區。僅在5月3日、4日兩天的轟炸中，日機炸死4572人、炸傷3637人，市區十余條主要街道被炸成廢墟，數十條街巷房屋起火，大火燃燒近三天才被撲滅。1941年6月5日，日機對重慶連續實施五個多小時大規模轟炸，釀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間接死于空襲人數最多的較場口大隧道窒息慘案，死傷數千人。據不完全統計，重慶大轟炸直接人口傷亡超過40000人，財產損失超過100億元。

央視新聞在2015年6月上中旬披露了一些當年的真實影像包括一些在國內首次披露美國記者雷伊·斯科特拍攝的畫面。其中一影像頻讓我過目難忘：1939年5月3日上午9點，36架日本轟炸機從這里起飛，4個小時后，飛抵重慶上空。由于此前重慶城區從未遭受過大規模空襲，日本轟炸機并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警覺。下午一點半，轟炸開始了。短短半小時，每一架日本飛機都丟完了自己攜帶的750公斤炸彈。轟炸過后的重慶朝天門兩公里街道被炸成一片廢墟。這次轟炸，673人被炸死，350人被炸傷。由于街道房屋大量被毀，夜幕降臨時，約20萬重慶人無處過夜。而此時，在漢口機場，日軍正在加班加點檢修飛機，準備第二天傍晚的空襲。這是一個精心挑選的時間點，因為以前的轟炸都只發生在視線較好的白天。

你說日本鬼子有多變態？為了屠殺更多中國平民，他們在我們駐重慶同胞比較麻痹的傍晚時分，于第二天，也就是5月4日傍晚6點30分到7點，日本鬼子的飛機循著燈光投下了126枚炸彈。這次轟炸，共造成3318名居民喪生，1937人受傷，成為了世界戰爭史上，第一次超過5000人死傷的空中大屠殺。

2015年，我們迎來中國抗戰勝利70周年，這年6月初我出差期間半夜里看到日軍隊對重慶和上海的無差別轟炸，看后心里難受之極，幾乎可以說夜不能眠。

有關史料記載：為了盡快征服中國，摧垮中國人的抵抗意志，早在1931年10月，日本就不顧國際公約把30余枚炸彈投向了錦州的醫院和社區，錦州也因此成為世界上第一個遭到無差別轟炸的城市。在此后的14年間，上海、重慶、延安，我國有超過900個城鎮的百姓，遭到了日軍不分軍民的無差別轟炸。

1932年1月28日，日軍悍然進攻上海，第一次淞滬抗戰爆發。第二天的凌晨，日軍就出動飛機對上海進行狂轟濫炸。不分軍隊、平民，一律無差別轟炸，石原莞爾是始作俑者（石原莞爾，日本關東軍作戰主任參謀，“九一八”事變的主要策劃者）。這個鬼子曾承認說：“在決戰的時刻，最軟弱的群體和國家最重要的設施，將成為攻擊的目標……所以，無論男女老幼、山川草木、雞鴨牲畜同樣受到攻擊。”

有一張舉世聞名的照片，一個全身血污的小男孩，坐在廢墟旁，嚎啕大哭。它的拍攝時間和地點，是1937年8月28日的上海南站。這是日本鬼子無差別轟炸的見證。這天，上千名江西籍難民在這里候車回鄉，其中有不少婦女兒童。下午2時10分，日軍6架轟炸機飛臨南站投彈。一個孩子，一瞬之間成為了孤兒，自己也遍體鱗傷。當年的上海《立報》稱：“死者倒臥于地，傷者轉側呼號，殘肢頭顱，觸目皆是，血流成渠……景象之慘，無以復加。”

戰爭會改變軍人的性格。

侵華戰爭激活了日本鬼子性格中殘忍、表態的惡性。

翻開《日本隨軍記者見聞錄南京大屠殺》（日 小俁行男著，世界知識出版社 1985年7月第1版），在第10頁、11頁，我看到這個日本鬼子這樣寫道：“上海淪陷的同時，東京部隊進攻杭州。軍隊所到之處，村莊全部燒毀。有時坐落在道路兩側的民房正在燃燒，后面的部隊無法通過，只好停在村口，或迂回前進。戰場上往往使人喪失人性。有的士兵就這么說：‘隊長，我不見火災就睡不著，今晚上也讓我燒它兩三幢吧！’”

日本鬼子作惡成性了！令人發指！

不少學者的著作，都在研究戰爭對軍人性格的改變。日本一些二戰老兵，也把自己當年作惡歸咎于戰爭、戰場對自己性格變異。但是審視日本鬼子踏上侵華戰場前，并非都是什么好鳥，不少人“良心已經大大地壞了”。

民族文化是其國民性格之根。

日本人是非觀念淡薄，沒有負罪感，社會、家庭環境和作業包括戰場空間都是其表態性格的養成因素。

中國是日本文化之母。800年前說這話，日本人要給咱鞠躬。今天說這話，很多中國人自己沒有這自信，更多日本人聽著最不舒服。從當年到東土大唐來取經，到甲午海戰，再到二戰中侵華，日本人審視中國的目光完成了從仰視、平視到俯視的轉變，你軟弱，我就打你。還需要什么是非對錯？還需要什么出師有名？屠殺中國國民，在日本鬼子看來，形同消滅原木，似乎有助于改良你國民呢，更不要說人家還有宏圖大志，謀求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了。

看一看日本右翼分子對二戰侵華的表態，就知道這些人沒有是非觀、負罪感。否認南京大屠殺，否認淡化侵華歷史，修憲修改教科書。不錯，日本在戰后援助了咱們一些機場、碼頭等基礎設施建設，但是這不是沒有條件了。作為戰勝國，我們放棄了很多，包括戰爭賠償。如果想一想咱們在二戰中悲慘逝去的一個個無辜生命，我只能認為日本鬼子欠下咱們的血債幾乎還沒有償還！

看中國歷史，我有時天真地想：東有惡鄰，為啥就讓咱攤上了？惹不起，躲得起啵？

躲不起！就像你好生生在路上走著，他也會開車撞你。

日本鬼子就是這個德性！

只嘆咱國力羸弱，唯有發憤圖強。

今天，在與日本人在工作中交往中，很多外國人包括歐美人和中國人，最不可理喻的是：昨天晚上一起喝酒喝得很嗨，今天上班時你是你我是我，對自己看不上的外國人，“日本同事”極少業務幫帶、伸以援手，在上司面前說起你的缺點不是一般的添油加醋。讓我們稱嘆的是，他們對有實力、有人氣的外國人，又表現出超乎常理的點贊、尊敬，甚至全方位的支持。孫中山能得到日本友人的資助，郭沫若、周作人能娶個日本漂亮媳婦，都是例證。在一定程度上，這也反映了日本人性格矛盾的一面。從深處琢磨，仍管窺了日本人對強者的態度。

弱肉強食的生存法則深入一個民族國民的骨髓，對這樣的民族我們不奢望能倡導真正友愛、和平的社會風氣。如果說是非觀是價值觀的核心，那么日本鬼子心靈無疑是扭曲的。

可能有人以日本特色來解釋變態。但是，循著人類文明的發展脈絡，我們不禁思考，工業及工業后文明過快嫁接了這個民族、這個社會，劣根上難免開出惡之花與奇葩，真不一定是人類之幸。

日本鬼子的頑強（或者說頑固）、一根筋，是出了名的。

這在小野田寬郎身上有集中體現。

同時，從他的經歷中，我們看到日本鬼子的愚忠，對天皇的愚忠。

小野田寬郎，1922年3月19日出生于日本和歌山縣海南市。1939年3月到“田島洋行”的武漢分店工作。1942年12月被征召入和歌山步兵第61聯隊，后分配島步兵第218聯隊。1943年9月成為甲種干部候補生，1944年1月進入久留米第一種陸軍預備士官學校。8月畢業后成為士官勤務見習士官。9月進入陸軍中野學校二俁分校，接受游擊戰訓練。11月畢業后被派往菲律賓。小野田被派到一個菲律賓的一個小島-盧邦島(Lubang)，準備在美軍登陸后開展游擊戰。

1944年12月17日，上司谷田命令23歲的小野田在盧邦島開展一場針對美國人的游擊戰。他對小野田說：“我們撤退，但只是臨時的。你們進山，用埋地雷、炸倉庫的辦法與敵人周旋。我禁止你自殺或者投降。３年、４年或者５年之后，我將回來。這個命令只有我才能取消。”

1945年2月28日，美軍在盧邦島登陸，大部分的日本士兵不是投降就是戰死。小野田把剩下的人分成小組，同伍長島田、上等兵小冢金七、一等兵赤津三人一起隱人叢林，繼續頑抗。

8月15日，在盟軍的聯合打擊下，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

美軍派出由已投降日兵充當的軍使赴各島勸降，同時撒下大量的傳單。1945年10月，小野田看到了美國人發的傳單，上面寫道：“8月14日日本已經投降。趕快下山投降!”

可能是條件所限，未能讓這哥們聽天皇的聲音，哈哈。他不相信，認定戰爭沒有結束，傳單在騙人，他們又藏進了叢林深處。從此，開始了“艱苦卓絕”的游擊戰。

一個細節引人關注。小野田在森林中的藏身之地，收拾得很干凈，墻上掛著‘把戰爭進行到底’的標語，還有刻在香蕉葉上的天皇肖像。

對天皇的愚忠至此！

時間一年又一年地過去了。日本產的電子產品銷往世界各地，東京的實業家購買了美國的大公司，而小野田等人卻繼續在盧邦島為天皇而戰。“中毒”太深。

更可惡的是，這幾個日本鬼子不滿足于“活著”，還在“戰斗”，每個月都要襲擊一次軍車，槍殺司機。

身邊的幾個兵陸續投降、被消滅，但是小野田仍在為天皇效忠。

日本投降27年后，日本士兵的死亡引起了東京的高度重視。日本馬上派人到緬甸、馬來西亞和菲律賓尋找藏在森林中的日軍士兵。山里的傳單更多了，除了報紙、雜志，還有小冢在日本的喪禮的消息。小野田始終不買帳！

直到1974年3月9日，小野田發現一張鈴木留下的字條，說他當年的指揮官，谷口義美少佐已經來到當地，并且附上一份完整撤退命令的影印本。

兩天之后，小野田越過整個山頭，來到約定地點。干瘦的老年少尉小野田寬郎面對長官以最標準的敬禮動作，接受谷口義美少佐的指揮。而同樣身穿軍服的谷口對站得筆直的小野田念了投降的命令。從肩上拿下步槍，堅持要把保存良好的軍刀親自交給天皇，搖搖晃晃地向警察局走去……

52歲的小野田，被仁慈的菲律賓總統赦免回國。

對天皇的愚忠，對日本鬼子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天皇制，是日本軍國主義的主要精神支柱。天皇不但是日本軍隊實際的最高統帥，而且被賦予超越一切的權威并被神化。“天皇神威”“為天皇而死”，則是日本國民和軍隊中長期普遍存在的濃厚的封建性和非理性的具體表現。

美國作家多諾萬·韋伯斯特在其作品《滇緬公路》中寫道: “日本人全然不懼于他們個人的末日救贖——也極少有人形于顏色地害怕死亡。每一位日本帝國軍隊的戰士都清楚：勛章和榮譽只會被授予為天皇陛下成功地贏得了戰役勝利的人們，沒有誰僅僅因為在戰場上勇敢而受到獎勵。每一個士兵都不過是整支軍隊當中的一小部分，如果他不作出最大的努力，那么他所在的小隊、大隊、聯隊甚至師團都將蒙受恥辱。他同樣也很清楚，當他離家遠征的時候，他的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其他家庭成員都決不被準許做、說或者在信中寫到任何可能令士兵們對為天皇獻身稍感猶疑的事情。這就是滿腦子進攻念頭的日本帝國軍隊官兵們長期被灌輸的思想。”

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日軍士兵的勇敢強悍主要源自日本民族在島國生存環境中形成的集體觀念和恥感文化，但是不能說它是建立在精神信仰層面的理性自覺。連許多日本文化學者自己都承認：日本民族恰恰是最缺乏思想和信念而容易被煽動和蠱惑的。

中西方很多學者對裕仁天皇在侵華戰爭中的責任有個基本判斷：不僅不是傀儡，而且還是大權在握的實權人物。“裕仁獨立于政府和官僚政治，在一個彼此制約的復雜體制中，行使了實權和權威。他熟知戰爭和外交情勢，具有淵博的政治和軍事知識；他參與制定了國家政策，并向陸海軍將領們發布大本營命令；他在制定日本戰爭戰略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并指揮了對中國的所有軍事行動。1941年，裕仁和他的宮廷近臣們與陸海軍中反美英的強硬派聯手，從而使亞洲、太平洋戰爭成為現實。”美國作家比克斯的觀點，也許只有日本右翼分子不認同。

裕仁天皇自登基以來特別是在二戰期間“勵精圖治”，表演很搶眼，把君主制政體的長處演繹得淋漓盡致，誤導國民投入戰斗以及對他崇拜的狂熱，這對日本鬼子性格、思想的影響是深遠的。

裕仁是侵華戰爭直接責任者。但是，戰后美國對日本實行單獨占領并包庇大批戰犯，為日本右翼勢力和軍國主義思潮的復活埋下了禍根。眾所周知，二戰結束、“冷戰”開始后，美國在對日本的占領和管制過程中，采取兩面政策，在打擊限制的同時，又部分保護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為有朝一日變日本為美國的附庸工具埋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