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頁清

2020年的這場大疫，很多人將蝙蝠列為第一嫌疑人，并憤怒指責那些貪吃野味的吃貨：大過年的吃什么蝙蝠啊？

事實上，蝙蝠這種相貌奇特，長著雙翅的小生靈在人類歷史上一直扮演著特殊角色。

1 中國古人如何看待蝙蝠？

由于蝙蝠的顏值慘淡，常人對它的直觀印象都不會太好。它長著老鼠的腦袋、尖利的獠牙，卻又背負著一對翅膀，棲息于陰暗的洞窟中，常常發出尖利的叫聲，令人不寒而栗。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蝙蝠一直不受待見。

《舊約全書·申命記》記載，耶和華曾告誡摩西等人凡潔凈的鳥，你們都可以吃，卻不允許吃蝙蝠，顯然是將蝙蝠視為危險的不潔之物。

由于有的蝙蝠會吸食動物的鮮血并帶來疾病，西方人又將它與恐怖的吸血鬼傳說相聯系。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蝙蝠在西方文化中形象相當負面，至于超級英雄蝙蝠俠，那都是現代的事情了。

與西方不同，蝙蝠在中國文化中卻有著光鮮的一面。這是因為在漢語中，蝠與福同音，代表著吉祥如意。早在新石器時代，心靈手巧的遠古先民就制作出有關蝙蝠的工藝品。到了漢代，蝙蝠圖案已經成為常見的紋飾。

到了明清之時，蝙蝠的福氣形象更是深入人心，清代孟超然在《瓜棚避暑錄》中說：蟲之屬最可厭莫若蝙蝠，而今之織繡圖畫皆用之，以與福同音也。

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指出：語言和文字是兩種不同的符號系統。也就是說，文字的讀音與字義本身其實沒有必然聯系，但蝙蝠確實意外受益于中文的諧音之妙。

有學者認為蝙蝠在中國成仙，在西方成鬼，反映了兩種文化的差異，其實這種說法是經不起推敲的。古代中國文人對蝙蝠的看法也不全是吉祥如意，也有著負面的評價，只不過這種評價更多是從道德立場出發。

在古人看來，蝙蝠晝伏夜出，終日躲藏在黑暗之中，是膽怯的表現；它兼具鼠類與鳥類的特征，似鼠非鼠，似鳥飛鳥，陣營不明，是一個妥妥的騎墻派。在重氣節的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看來，這樣的貪生怕死、立場模糊是不能容忍的，因此少不得用文學創作來編排蝙蝠。

三國時期的大文豪曹植曾寫過一篇《蝙蝠賦》，開篇便寫道：吁何邪氣，生玆蝙蝠。將蝙蝠視為邪氣所化。曹子建還特別譏諷蝙蝠盡似鼠形，謂鳥不似，二足為毛，飛而含齒的不倫不類和不容毛群，斥逐羽族可悲下場。

白居易在《洞中蝙蝠》一詩中說蝙蝠遠害全身誠得計，一生幽暗又如何，批判蝙蝠的消極避禍。

明代馮夢龍更是在《笑府·蝙蝠騎墻》中嘲諷了蝙蝠的兩面派行為。在故事里，百鳥之王鳳凰過壽，眾鳥都前往祝賀，只有蝙蝠不至，說自己是獸非鳥，等萬獸之王麒麟過壽時，蝙蝠還是不到場祝壽，說自己是鳥非獸，后來鳳凰與麒麟相遇時，慨嘆今世風惡薄，偏生此等不禽不獸之徒，實無奈他何。顯然，馮夢龍是相當瞧不起蝙蝠的。

蝙蝠雖然長著翅膀，但終究是哺乳動物，這在今天是常識，古人卻很難看得清楚。至于蝙蝠的那些習性，只是生物本能而已，實在沒有必要以人類的道德標準去評判。中國的知識分子對蝙蝠冷嘲熱諷，看似是對蝙蝠不屑，其實只是借物喻人，表露對趨炎附勢、貪生怕死之徒的憎惡罷了。

令人遺憾的是，一些古人認為蝙蝠有極高的食用價值。晉代崔豹的《古今注》記載：蝙蝠，一名仙鼠，一名飛鼠……食之神仙。又據葛洪的《抱樸子》載，蝙蝠此物得而陰干末服之，令人壽萬歲。

《古今注》等都是古人智慧的結晶，但在古代醫學與生物學極其不發達的情況下難免有局限性，即便是《本草綱目》這樣的不朽醫藥巨著也遠非完美無缺，因此今人無需苛責。

中國古代追求成仙萬歲者數不勝數，可真的有人成功嗎？對于這樣的追求，魏文帝的這兩句詩再合適不過：壽命非松喬，誰能得神仙。遨游快心意，保己終百年！讀史使人明智，歷史為我們留下太多的教訓，但愿這樣的教訓是最后一次。

看來，古人對蝙蝠的評價都是隨自己的需求而變，無論是福的化身還是不禽不獸之徒，都是人類自身的寄托與譬喻而已，與自然界的蝙蝠又有何干呢？

2 蝙蝠成為近代反面教員

蝙蝠的形象在古代便比較復雜，直到晚清之際，蝙蝠也沒有離開文人們的視野。

1905年的《國粹學報》第5期與第7期分別刊登了兩篇奇文，《哀蝙蝠文》與《招蝙蝠文》。

《哀蝙蝠文》的作者不明，但作者描述他親眼看到在上海高竿掣電之下，蝙蝠成群投明而舞，磁石所引攝，力不勝，隕墜赴地，無復奮飛。也就是說蝙蝠因電線桿等現代文明的產物而受到影響，在磁場的誤導下精疲力盡，被人類踩死。

看來，作者已經對蝙蝠辨別方位的原理有所了解，并寄予了一些同情。不過，他也替蝙蝠猥不愛惜，外鑠其中，依附末光炙之而熱炎炎之勢，罔顧其后終隕軀命，何異自戕感到悲哀，既憫其遇，更憎其愚。

分明是人類的擴張危害到蝙蝠的生存，作者卻說是蝙蝠自尋死路，未免有些不厚道，不過他也說明是余懷有托，文以哀之，又是一托物言志，自然意不在蝙蝠。

有趣的是，很快又有人寫《招蝙蝠文》相呼應，這篇文章詞藻更加華麗，也更為晦澀難懂。繄蝙蝠之賦形兮，實托體于穴蟲。去紛煩之土壤兮，乘窸窣之微風。應升陽而夏見兮，懷沉陰以蟄冬……

想必大家也看出這篇賦的意蘊深刻。兩篇文章意有所寄，不必強同也，都是文人借物抒懷的佳作，蝙蝠只是作者的寄托罷了，更與尋常百姓關聯不大。

隨著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和民族主義的覺醒，以及傳媒的逐步發達，蝙蝠的形象開始深入國民心中，意外成為啟蒙國人的重要工具。

前文已經提到，蝙蝠因為盡似鼠形，謂鳥不似的不倫不類，被古人視為騎墻派，在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近代中國，騎墻派自然遭到更猛烈的口誅筆伐。

1902年，《大陸報》轉載法國人威諾倫的小說《蝙蝠中立》，通過西方人之口狠批了蝙蝠的首鼠兩端。

1918年的《神學志》雜志上有一篇題為《喻蝙蝠》的文章，向讀者講述了一個故事：在鳥與獸的戰爭中，蝙蝠一直保持中立，一會兒說我有二翼，一會兒說我有四足，最后被鳥類野獸共逐之。

這個故事與馮夢龍所寫其實大同小異，但作者更明白地闡明了內涵，明言這里的蝙蝠指的就是在南北對立中左右逢源的政客、軍人、調和人。

中國古代便推崇忠貞不二，民國之后，萬象更新，但許多基本的道德準則仍得以保留。在南方護法軍政府與北洋政府緊張對峙的時刻，投身政治者更要愛惜自己的羽毛，反復無常、立場不堅者必定為雙方所嫌惡。

因此，蝙蝠在新時代又成為抨擊政治投機心理的重要載體。

1925年，莊淳正作《斥蝙蝠式之中西醫》，鼓勵國人與實驗主義之中醫攜手，而不可與蝙蝠式之中醫共語，顯然是以蝙蝠比喻批判某些不倫不類、只知西醫皮毛而不知精髓的人。

九一八事變后，國難當頭，救亡圖存逐漸成為全民族的共識，在民族主義話語體系中，原本左右逢源的蝙蝠更是成為缺乏氣節的象征，被用于敲打通敵動搖者。而且，由于大眾傳媒和教育啟蒙的迅速發展，蝙蝠不再是幾個文人的抒懷之物。

救亡圖存，要從娃娃抓起，國難當頭，兒童成為國家的希望。1931年的《小朋友》雜志刊登童話《蝙蝠為什么沒有巢》，在故事中，蝙蝠同樣利用自己似鼠似鳥的特點，先投靠鷹，后投靠狐，但都因習性太壞被趕走，最終落得無巢可住、倒掛梁上的下場。

此時，東北三省正被日軍荼毒，民族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這樣的童話故事指向鮮明。

1932年，張振亞又在《桃塢》雜志作雄文《討蝙蝠文》，在撲殺兩只蝙蝠后，張振亞還歷數蝙蝠之罪，二蝠汝死固慘，然所以至此者，汝自作自受之因果也，設汝安于分謹乎行，不作首鼠之兩端，不冒禽獸之雜種，束身自愛，潛匿避人，則吾曹將縱汝輩走。

與《討蝙蝠文》同版的文章還有贊頌愛國將領馬占山的《黑馬將軍傳》，在此特殊時期，《桃塢》刊登這篇文章顯然意有所指。

20世紀30年代，是中國危在旦夕的時代，也是國際局勢紛繁詭譎的時代，國人同樣以蝙蝠來比喻一些國家反復無常、投機僥幸的外交方針，比如1935年《上海黨聲》的《英國之蝙蝠外交》，以蝙蝠式外交諷刺英國對德、意、日侵略集團的妥協退讓。

1939年，《新民族》發表短評《想做蝙蝠的日本》，指出日本與德、意結盟不過是蝙蝠式的投機取巧，并非真心幫助德、意對抗蘇聯，果不其然，在蘇德戰爭的關鍵時刻，日本非但不曾出兵蘇聯策應德國，反而冒死將美國拖入戰爭，狠狠地出賣了一把盟友。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抗日御侮成為全民族共同的目標，一切通敵、投機者都將被釘上歷史的恥辱柱，蝙蝠又成為人民群眾特別是小朋友們的反面教員。

1943年胡生靜在《廣東兒童》發表童話《沒有國籍的蝙蝠》，虛構出狡猾的蝙蝠挑撥鳥、獸、魚三族的全面戰爭，卻又憑借自己兼具鳥獸特點的外形從中漁利，在長達九千萬年的戰爭中蝙蝠憑著它特有的兩翅和四腳，到處可以跑可以飛，鳥呀獸呀都會好好的招呼它，到處受到很優裕的招待，它希望這個戰爭要長久打下去。

最終，鳥、獸、魚簽訂協議，都不給蝙蝠國籍，從此蝙蝠成了沒有國籍的怪物。

1943年是關鍵的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態勢在這一年變得相當明了，開羅會議后，中國成為同盟國陣營的關鍵成員，戰爭也早已由中日兩國的孤立戰爭演變為兩大國際陣營的殊死決戰。

在這種情況下，還想著左右逢源、漁翁得利的投機分子將成為全民族、全世界的公敵，等戰爭結束的那天，也將成為沒有國籍的蝙蝠，被釘上歷史的恥辱柱之日。

長期以來，有這樣一種聲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國除了位列同盟國陣營外，還有一個汪偽政府加入軸心國集團，無論二戰結局如何，中國都是戰勝國。

這種看似機靈的想法其實早已有人提出，這個人就是周佛海。1941年6月，周佛海得知德、意兩國宣布承認汪偽政府，便在日記里突發奇想：

目前英、美、俄及日、德、意兩戰線已分明，誰勝誰敗，尚未可知……今南京加入后者，則中國雙方均有關系，所謂腳踏兩只船，無論勝敗誰屬，中國不至吃虧。

對于周氏的腦洞，學者鄧野評價其為標準的漢奸理論。

許多有識之士早已意識到中日戰爭必將演變為國際性的戰爭，在兩大陣營中，中國這樣的大國沒有任何投機的余地，與日本血戰多年的慘痛經歷也不可能讓中日有并肩作戰的可能，否則只能是無禮于晉，且貳于楚也，讓中國蒙受污名與恥辱罷了，周佛海這樣的說辭不過是自作聰明與文過飾非而已。

相比之下，國民政府在珍珠港事變后毫不猶豫地選擇對日、德、意三國宣戰，并率先提出同盟國陣營成員不得與敵人單獨媾和，與周佛海相比，高下立見。外交固然需要權謀機變，但終究不能違背正道。

在民族大義與國際正義面前，想做投機取巧的蝙蝠是不可能的。

抗日戰爭勝利后，蝙蝠仍然扮演著反面教員的角色。1946年《新上海》刊登《李香蘭化作蝙蝠東京飛》，以蝙蝠比喻憑借日本國籍逃脫漢奸審判的李香蘭。1947年《禮拜六》又有《楊柳外交和蝙蝠外交（時局展望）》，同樣是斥責某些人的投機外交思想。

蝙蝠的非鳥非獸純粹是物種天性，但在民族主義的語境中，就成為一種原罪，有罪的不是蝙蝠，而是投敵者。

3 蝙蝠的形象逐漸趨于正面

說了這么多，似乎蝙蝠在近代中國的形象很糟糕，但其實隨著中國的現代化，國人開始更加理性地看待蝙蝠。

早在1873年，西方傳教士就在《教會新報》以科學的態度向中國人介紹蝙蝠，指出蝙蝠最喜食者惟蚊，蚊生多之處，蝠亦生多，此又大益人矣，世間生靈無一物虛置。

此后，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理性認識蝙蝠，尤其是蝙蝠捕食蚊蟲對人類的裨益。比如1930年的《少年》雜志刊登棠洲的《科學故事：蝙蝠》，向讀者介紹蝙蝠雖然長著翅膀，但其實是哺乳動物，且會捕食蚊蟲，對人類有益。

同年，《學生雜志》刊載《蝙蝠的捕蚊數》，公布外國科學家堪培爾的統計結果：蝙蝠一晝夜可捕殺蚊子3635只。1940年，周性初也在《科學趣味》上發表《蝙蝠:蚊的敵人》。

中國在抗日戰爭中損失慘重，最直接的原因是技術落后，因此許多有科學頭腦的中國人開始關注蝙蝠的仿生學價值。

雷達，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重要發明之一，其工作原理與蝙蝠飛行時的聲波導航有相似之處，飽受日機轟炸的中國雖然根本不具備制造雷達的技術，但對這種新式防空裝備頗感興趣，也注意到蝙蝠與雷達的關系。

在《中國的空軍》《文摘副刊》《一四七畫報》等雜志中都有專文介紹蝙蝠的導航原理與雷達技術的聯系。

1948年，國統區已是風雨飄搖，但上海的《中華少年》還是在科學問答欄目耐心解答了讀者鄭志中的疑問，即蝙蝠是否是科學家發明雷達的前導。

這篇問答告訴讀者，與其說蝙蝠是科學家發明雷達的前導，還不如說人們想到雷達和蝙蝠的相似。

不僅國統區的雜志關心這個問題，解放區雜志也是如此。1949年，張子瞻在《新兒童世界》發文《你看見過蝙蝠嗎？它是雷達的始祖》，向小讀者們介紹雷達與蝙蝠的聯系。在這場戰爭中，國共立場分明，但追求科學與現代化是中國人共同的心聲。

中國古人曾認為吃了蝙蝠可以成仙，但在近代醫學技術迅速發展的背景下，國人早已注意到蝙蝠會傳播疾病。如1932年，馮文華在《醫學與藥學》譯介海外醫學新聞《蝙蝠與狂犬病》，警告國人蝙蝠可傳播狂犬病。

1939年，《上海醫事周刊》刊登《醫學文摘:蝙蝠傳播瘈咬病》。1940年，《廣西農業通訊》發文宣稱吸血蝙蝠會在家畜間傳播烈性的口足病。

試想，從20世紀30年代至今，蝙蝠會傳染疾病早已成為常識中的常識，現在還想著吃蝙蝠的人，就是穿越回民國也是古董中的古董了。

到了民國末期，蝙蝠的習性與益害處事實上成為連兒童都需要掌握的常識。這背后反映的其實是國人科學精神和衛生意識的加強。中國的現代化，正是從點滴之處做起。

簡要回顧蝙蝠在中國歷史中的形象演變可以發現，這種長相不太討人喜歡的小動物一直在陪伴著中國人。

不管是首鼠兩端的投機者形象，還是吉祥的福星，亦或是民族主義的特殊需求，國人對它愛恨情仇，無非是從自身的需求出發。蝙蝠只是按照自己的天性，一直生活在這片土地上，試問，到底是蝙蝠危害了人類，還是人類危害了蝙蝠？

長著翅膀不是蝙蝠的錯，錯的是首鼠兩端的投敵者；傳播病毒也不是蝙蝠的錯，錯的是違背自然規律與敷衍卸責的人。人類是最具智慧的生物，也是最容易犯大錯的生物，蝙蝠何辜？自然界何辜？

來源：歷史研習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