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5日，在上海出版的《逸經》第33期雜志上，刊登了署名幽谷《紅軍二萬五千里西引記》的文章，該文從1935年10月，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寫起，詳細敘述了紅軍決定實行戰略轉移的決策過程，并敘述了中央紅軍長征中經歷的主要戰役、事件和行軍路線。諸如四渡赤水，飛奪滬定橋，并在吳起鎮和陜北紅軍勝利會師，取得了二萬五千里長征勝利。其中還有許多細致的情節描寫，比如紅一、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的動人場面。有1935年1月16日夜，貴州赤水槍廠工人舉行罷工，密切配合紅軍行動。以及紅一師六團在蘆花斷糧，陷入困境等情況。

《紅軍二萬五千里西引記》(簡稱西引記)，還從側面揭穿一些真實事件的原因，并加以解釋。如對紅軍在川西毛兒蓋，黑水河地區徘徊不前，指明黨中央與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分烈主義的抗爭。

研究者認為，《西引記》作為重要的歷史資料，其史料價值，是無可否認的，從《西引記》所敘述的內容，如此翔實，唯有親歷者，才能寫得出來。

有些研究者發現，從現存的紅軍長征史料看，《西引記》中的許多章節與《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簡稱長征記)內容基本相吻合。

《長征記》是毛主席在1936年倡導組織編輯的一部長征回憶錄匯編，但因為戰亂，全書在當時并未能公開出版發行，只作為內部資料在黨內少數干部中，相互傳閱。

1937年2月，《長征記》編完后，正趕上抗日戰爭進入對持階段，不少干部奔赴抗戰前線，出版的事一拖再拖，直至1942年11月，八路軍政治部才騰出手來，于延安出版了該書。

將《西引記》與《長征記》內容一對照，顯然可見《西引記》是基本依靠《長征記》而寫成的。有些章節，直接照搬了《長征記》的篇幅，諸如：火焰山行軍，引自張愛萍的《火焰山》，紅一師紅六團蘆花絕糧情節，引用舒同的《蘆花運糧》。

從目前能看到的有關資料看，1937年7月發表的《西引記》中所公布的長征里程表，是中央紅軍精確的長征路線最早的公開報道。但從詳細觀察中，也有明顯不一樣的地方，說明還有其它樣本做參考。

1937年7月，《西引記》在《逸經》雜志公開發表，但《長征記》的出版，因種種原因拖在之后。

《西引記》雖然是在《長征記》的基礎上寫成的，但因其發表時間早，傳播迅速，為宣傳共產黨領導紅軍長征的英雄偉績，在國民黨統治區域民眾中，樹立共產黨人和紅軍的光輝形象，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

因此，引出究竟誰是《西引記》的真實作者，《西引記》作者署名幽谷，這明顯是一個化名，但幽谷究竟是誰的化名，這么多年來，一直引起黨史、軍史工作者的探尋，有學者認為，從《西引記》如此詳細準確的敘述看，幽谷應是參加紅軍長征的親歷者，也有研究者認為，幽谷是當時紅軍軍委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理由是，1937年3月，王稼祥因戰傷在上海停留了4個月，7月離開了上海，奔赴莫斯科，《西引記》發表的時候與王稼祥在上海停溜的時間相吻合，但這一觀點，并未得到多數專家的認可。

1994年，傳來柳暗花明的消息，在《上海黨史研究》刊物上，發表了董云飛《幽谷原是董健吾》的文章，而且董云飛是董健吾親生兒子。文章指出，董健吾是1936年，為宋慶齡等黨外友人送信至陜北黨中央后，又護送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至陜北的王牧師。

董健吾：生于1891年，上海青浦縣人，1927年6月前后，由浦化人劉伯堅介紹入黨，曾任青浦初中學校校長，1936年6月，董健吾在西安曾以王牧師的公開身份作掩護，陪同美國記者斯諾前往陜北，采訪紅軍指戰員。

1942年，董健吾通過朋友介紹，潛入汪偽中央警校工作，利用職務之便，營救過不少新四軍人員。潘漢年曾指示董健吾，長期隱蔽在該校，不久被日偽懷疑，轉移到上海工作。

上海解放后，董健吾受潘漢年案株連被捕，1957年被釋放，文革中，董健吾又受到誣陷和迫害，1970年去逝，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董健吾被平反。

董云飛文章稱，《西引記》寫作依據，是董健吾到陜北的所見所聞，加之潘漢年在1937年初，曾交給他的一批資料，如果屬實的話，資料中包括毛主席組織編輯的《長征記》。

因此《西引記》和《長征記》兩者內容近呼相似。在此之前，1936年初，施平在蘇聯發表了《英勇的西征》一文，以俄文發表，在國內極為鮮見，1936年廉臣發表了《隨軍西行見聞錄》，介紹了紅軍長征歷程，由于種種原因，國內難得見到，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1937年在英國出版，1938年，更名為《西行漫記》，在上海發表，因而《西引記》被確認為目前所見到的國內最早報道長征的文章，是研究長征歷史的一份珍貴資料。